明利配资《奥德赛》：一场内心的长途跋涉

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奥德赛”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公元前8世纪用六音步格诗体完成了这部12110行、共计24卷的史诗。它和荷马的另一部作品《伊利亚特》一起，构成了整个西方文学的起点。

《伊利亚特》写的是特洛伊战争的十年，《奥德赛》则书写了战争结束之后，奥德修斯（Odysseus）花了十年漂泊回家的故事。它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其归家的叙事是后来很多文学的母题，甚至直接影响了如今讲述星际旅行的无数部科幻电影。

从制造出核武器的奥本海默到希腊神话故事，诺兰的叙事看似从现实批判退回神话奇观，但如果把这两部电影并排放，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着极其相似的内核。

奥本海默在二战结束后被自己参与创造的体制反噬。奥德修斯的处境也差不多，他打赢了特洛伊战争，但却回不了家。他用了十年漂泊，回家之后发现自己的王宫被一百多个前来向妻子珀涅罗珀求婚的人占领。他的儿子已经长大，父子面对却相对不相识。

古希腊社会有宾客之礼：主人必须款待客人，客人必须尊重主人。而一百多个人赖在一个女人的王宫里二十年，喝光她的酒、耗尽她的羊群，还要逼迫她嫁给他们。在荷马的笔下，这不仅不是求爱，更是近似于反派的挑衅。

珀涅罗珀用拆了织、织了拆的织布策略来拖延，不仅仅是出于爱情的忠贞，更是一种政治智慧。在没有合法暴力的情况下，她用拖延术来拖垮求婚者的耐心。

而奥德修斯回家后乔装成乞丐劝说珀涅罗珀展开“弓之试炼”：要有人能拉开奥德修斯的大弓，一箭射穿十二把斧头上的孔，就能成功迎娶她。这不仅是比武，也是用绝对力量的较量讲述一个政治寓言：在十年混乱之后，谁有权力坐上这个统治者的位置？

有文学研究者认为，《奥德赛》是西方文学最早的非线性叙事文本。

史诗的开头，奥德修斯正在卡吕普索的岛上，宙斯派赫尔墨斯去找他，让他离开那个已经困了他七年的海岛。而奥德修斯第一次自我介绍，则要等到第九卷。在阿尔基诺奥斯国王的宴会上，作为客人，他终于被允许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奥德修斯，莱耳忒斯之子，在所有以计谋闻名的人当中，我最为人所知。我的名声直达上天。我是来自伊塔克的奥德修斯。”

荷马笔下的故事集中在奥德修斯离开海岛后的四十天里，而之前的经过，则由奥德修斯阿尔基诺奥斯国王的要求进行追忆讲述。通过嵌入式叙述、多个神祇的平行叙事，荷马把漫长的十年压缩成六周。

这种结构和诺兰一直以来的结构叙事有共通之处。

他在《记忆碎片》里用倒叙，在《致命魔术》通过双线平行剪辑，到了《敦刻尔克》则让三条时间线交错剪辑，而后来的《信条》，更是从始至终关于如何理解时间和熵增。从这种意义上说，《奥德赛》的非线性结构，对诺兰来说几乎是梦想文本。

对一部流传三千年的作品，诺兰不是第一个、也注定不是最后一个尝试改编它的人。

1955年，意大利导演马里奥·卡梅里尼的《尤利西斯》是第一部根据《奥德赛》改编而成的彩色大片。作为一部由意大利与好莱坞合作拍摄的电影，这一改编遵循动作史诗的逻辑，将独眼巨人、海妖塞壬和女巫喀耳刻作为尤利西斯归家的三大考验。

1968年的电视剧《奥德赛》（L'Odissea），保留了二十四卷中次第出场的繁多人物，被很多人认为是对荷马诗歌最忠实的改编。

2000年科恩兄弟的《逃狱三王》（O Brother, Where Art Thou?)尽管从未打着《奥德赛》的名号，但讲述的就是一个现代奥德赛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乔治·克鲁尼饰演的尤利西斯·艾弗瑞特·麦吉尔与两名狱友逃狱，虽然声称要寻找宝藏，但实际上他只是想阻止妻子佩妮改嫁他人。在逃亡途中，三个人一边躲藏象征海神波塞冬的警长，一边遇到了象征独眼巨人化身的推销员Big Dan Teague。而原著里处处施以援手的雅典娜，在这个故事里由负责特赦和提拔的州长充当。

2008年《奥德赛：海神的诅咒》（Odysseus: Voyage to the Underworld）讲述了奥德修斯与部下被困在一座神秘岛屿上，面对由超自然力量支配的黑暗世界。电影中大量的恐怖元素与奇幻设定，让奥德修斯的返乡之旅变成了一场对抗怪物与诅咒的生死战，这也被视为古老的文学作品在当代流行文化中的新生。

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导演从故事里看到了冒险，新时代的导演在故事里看到了奇幻，科恩兄弟在故事里看到了特定时代里如同黑色幽默般的众生相。这些创作者都在用自己的解读，去回答一个三千年来大家会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回家这件事要被写成一部史诗？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的漂泊长达十年，但更重要的是，当他克服艰难险阻回伊塔克时，要面对“我是谁”这个问题。奥德修斯乔装成乞丐回到王宫，珀涅罗珀没有立刻认出他。她为了试探他，让他描述婚床的细节。那张婚床是橄榄木做的，床腿长在橄榄树的根上，根本无法移动，只有奥德修斯知道这件事。奥德修斯描述对了，珀涅罗珀才相信，眼前的这个陌生人，真的是自己的丈夫。

“识别”（anagnorisis）在古希腊悲剧里是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人的意识从无知到有知的瞬间转折。《奥德赛》把“识别”这个概念发挥到了极致。奥德修斯的归家之旅，是他回家的故事，也是他人和奥德修斯本人不断识别身份与自我的故事。三千年前的诗人就已经意识到，身份不仅是社会的认定，也是自我的坐标。

识别与自我，同样始终是诺兰电影的母题之一。

《致命魔术》里，双胞胎兄弟各自只拥有不完全的自我。谁是真正的魔术师？是那个死在台上的人，还是那个活在阴影里的人？

《蝙蝠侠》三部曲里，布鲁斯·韦恩的整个英雄叙事是一次漫长的自我探寻。从恐惧到变成恐惧的对立面再到战胜恐惧，诺兰让蝙蝠侠通过不断被剥夺身份的方式，最终识别出自己真正的心之所向。

《盗梦空间》里，真实与虚幻的识别，被诺兰设置了悬念。科布最后见到孩子的那个瞬间，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另一个梦境？那枚一直在转动的陀螺似乎预示着识别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以完成的。

身处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自我的参照系。当失去了北上广的光鲜工作头衔，“我”这一个体的独特性何在？面对越来越聪明智慧的AI，我们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这也许正是《奥德赛》这部三千年前的作品对今天的回响和关照。

在荷马的《奥德赛》里，在进入喀耳刻的岛屿时，奥德修斯的船员的都被变成了猪，因为他们原本的英雄身份在这一领地失效。一群人里，只有奥德修斯得以保留人形。女巫喀耳刻对他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你必须先学会服从，才能学会统治。”而海妖塞壬的出场同样至关重要。她们用歌声唱出“你过去做过的所有事，和你未来会做的所有事”。